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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景德镇瓷器大量远销欧洲，一叶历史翻过去，它便转而成为公私收藏，随之是研究的推进，只是国内对这方面的著述译介不多，《大英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陶瓷》的意义自不待言。
关于陶瓷的讨论，一向不大敢涉及，因为不论研究抑或收藏，它都属于热门，自然是高手云集，若非有“独得之秘”，实在不宜轻易置词。不过对陶瓷器皿造型与装饰图案总还是略存关注，各地行旅，也搜集了若干实物资料，比如两年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“瓷之韵：大英博物馆、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”上，今秋在大英博物馆的参观中。只是大英博物馆藏品太多，以近乎堆放的方式陈列于展柜，常常只能看到器之一面。因此归来后见到霍吉淑《大英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陶瓷》（故宫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不免十分欣悦，颇有找到另一“面”的感觉，虽然展卷之后发现多数仍是“一面之瓷”，但还是大有获益。此著英文版出版于2001年，“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陶瓷的代表作之一，学术参考价值极高，一经面世，几近脱销”（《中文版说明》）。译者《后记》并云因翻译此著而“惊叹于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陶瓷研究之广博与精深”。翻阅之下，深感原作者的确下了不少功夫，相关的对比资料，包括近年中国出土资料的搜集，可称全面；对陶瓷技术、装饰图案以及图案设计，连同它的传播方式、社会经济背景，并瓷器的海外贸易，特别是它在行销之地的使用情况及社会价值等等，都有不俗的讨论，置于卷后的十几个附录，也从不同角度汇聚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，其中《元末及明代载有陶瓷的沉船选介》《大英博物馆馆藏中国明代陶瓷捐赠者资料》，更是我参观归来之后很想了解的情况。译者给予的“广博与精深”之赞，大抵不算过誉，只是以瓷器研究之外行的浅见，我想，“精深”二字或许要稍稍打一点折扣。
全书上下两厚册，著录大英博物馆藏元末至明代的器物九百余件，绝大多数是一器一图，每一器均有详细说明，通过器型、纹样等相关资料的对比，推定时代，确定窑口，并尽量揭明器物用途、图案寓意，是很有学术含量的短论。而器物用途又不仅涉及它在中国之种种，且多处谈到其远足之后的情况。关于图案寓意，看得出作者很是花费心思，然而有时却未免求之过深而解释过度。比如一件景德镇窑青花荔枝纹扁壶，作者考证了荔枝和荔枝酒，继而说到“考虑到制作这种扁壶是用来赠送和盛酒，该荔枝纹壶有可能盛放过荔枝酒”（143页）。又如一件景德镇青花婴戏图盖罐，作者留意到婴戏图中“孩童们的头发几乎被剃光，只留下三绺”，继而略作中西图像中小儿发式之比较，然后说道“最初之所以采纳这种发型或许是出于实用性方面的考虑，比如可以防止虱子传播”（284页）。当然这一类近似蛇足的论断，读者轻轻放过原也无妨。
此外一类，或也不必苛求于作者，比如一件景德镇青花盖罐的罐身图案。图版说明曰，画面内容是“表现一高层官员在侍从的陪同下在园中接受献礼”，“官员身前的芭蕉树旁有另外两位随从，两位都手捧托盘，一盘内为猪，一盘内为水果”，“另一随从正向他奉上托盘，盘内有一礼器爵杯”；“表现历史上显赫的人物从下属处收受献礼的图像流行于晚明时期”（444页）。以谐音方式凑成吉语的流行图案，对于非以汉语为母语者来说，便有类于智力测验，误读当然是可以理解的。比如把盘子里的鹿认作猪，官帽认作水果，原本以谐音凑成的加官晋爵添禄，解作“显赫的人物从下属处收受献礼”。又如第454页著录崇祯十一年“青花铭文供瓶”，瓶身题识作“信士陈娘作喜拾本宫花斗祈永衣食充足者崇祯十一年吉日捨”，作者分析说，“由题识可知，供奉人为一位即将婚嫁的妇女—陈娘”；其下特别注明：“笔者感谢汪涛博士对"作喜"一词的解释。”然而这位被感谢者的解释，却很可能是误导。即将婚嫁的妇女自称“作喜”，古今汉语似乎皆不存在如此表达法，因颇疑“作喜”并不是一个词，而“喜”后面的一个“拾”字或是“捨”字的讹写，那么应该读作“信士陈娘作，喜捨本宫花斗”，正如同书第598页著录“透明釉下褐彩铭文净水碗”一件，其上铭文作“信士郑璇喜捨水盂一个”。“喜捨”原是施舍人最常用到的固定表达法，所谓“常奉四等心，行慈悲喜捨”，“慈悲喜捨及方便，精进智慧大梵福”，以当今的检索之便，可在《大正藏》中索得“喜捨”无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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