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策法规

清代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中国末代封建王朝，历时268年，前期近200年，鸦片战争后进入后期，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。清代前期，对酒采取征税政策，但酒税并不列入国家收入之内。因恐造酒糜费米粮，故对北五省烧锅踊曲，亦酌情禁止。一般来，烧酒之禁，严于歉收之年，稍宽于丰裕之岁；本地酿酒与零星造曲，只要不运输出境，亦不在禁止之列。边区地寒，兵民借酒御寒，禁亦不严。清代前期，对酒并不规定征税规则，国家也不设置征税官吏，而由地方和有关机关征收。在零售环节有与其他商品一样征收的市肆门摊税。酒在经过各个关口时也要缴纳门关税。乾隆时，北新关每酒十坛，约计200斤，税银二分；嘉庆时祟文门税课烧酒每10斤税银一分八厘，南酒每小坛税银一分九厘；酒车绕道，匿报税银，要加倍处罚。对制酒所需的曲，在不禁酒的时候，有些地方也征收曲税，但数额不大。由此可见，酒税虽不时增加，但总的说来，还是很轻微的。酒税从轻，其实对统治阶级有利，对大多数人民则受惠不多，因为人民对酒的消费较少，酒大都是统治阶级所享受。

由于清王朝对酒不实行专卖，所征的税在清前期也较轻，所以私营的制酒、卖酒，造曲诸行业，在清初以来便有很大发展。但是，私营酒曲业的大量发展，结果必然导致粮食的大量耗费。面对着这个问题，清王朝便不时地有禁酒令的颁布。禁酒也成为清代对酒的政策中又一个重要内容了。如！据《清文献通考·征榷考五》载，康熙二十八年（公元1689年）就下过“饬禁盛京多造烧酒糜费米粮”的谕旨。康熙三十年（公元1691年）又谕内阁：“闻畿辅谷价翔贵，遣户部笔帖式一员往谕直隶巡抚，令其于所属地方，以蒸酒糜米谷者其加意严禁之”（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六九七册，酒部汇考三》）。康熙六十一年（公元1722年）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：“其开烧锅者禁止”（《畿辅通志》卷一百七）。雍正时也“屡申”烧锅之禁。乾隆二年（公元l737年）“特降谕旨，永禁烧酒”，对违禁者处以刑罚并追究官员的失察责

任。《清文献通考．征榷考五》载：“查违禁私烧者，向例俱照律杖一百，今将踩曲贩运之处严行禁止，如仍一体惩治，实不足以示做。应将广收麦石肆行踩曲者杖一百，枷号两月。……失察之地方官每一案降一级留任，失察至三案者降三级，即行调用；官吏有贿纵等弊，照枉法律计赃论罪。”“乾隆十四年(公元1749年)对南方运贩红曲红糟也严加禁止，“如运贩五百斤以内及广收米面制造运贩一千斤以上者，分别治罪。红曲变价入官，地方官失察贿纵，俱论如法”（《清文献通考，征榷考五》）。

鸦片战争后，丧权辱国，赔款累增，清王朝财政陷入困窘。在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下，只能增加赋税。因此，清后期的酒税也就呈现出不断加重的趋势。一是开设厘金，征收酒厘。原则上税率为值百抽一，但实际上各省自定税率，厘卡重叠，层层抽厘。二是加重征收酒的出产税。如：咸丰三年（公元1853年）征烧酒税，各铺纳课银十六两；同治元年（公元l862年）税银加倍，一户增至三十二两。三是其他名目繁多的酒税。如：新添设税目“落地税”、“门销坐贾税”、“印花税”和“出锅统税”等。清末这种重税酒的政策，是把大部分酒利转归国家之手，以弥补财政亏空，也可以说是由税酒向专卖过渡的中间形式，为民国实行酒类公卖法奠定了基础。